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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明天

1999-05-13 来源:光明日报 梅洁 我有话说

1998年夏,在大西北。

我和青海省教科所任所长一行在青扎山脚下,就着一条山溪吃了一只西瓜,又从路边的小女孩那里买了几碗酸奶,吃完,我们继续往化隆县赶路。

西部女童教育试验前的1991年,回族聚居的化隆县,农村女童入学率仅为39.2%,而辍学率又高达23.7%!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我很想知道女童教育试验在这样的地方能否得到巩固?任所长领我来到群科镇大庄村回族完小。这是一个有420个学生的小学,其中女生占50%;全校17个老师,有12个是女教师,女教师多对于回族女孩上学实在是一件好事情。500多户、2400多人的大庄村,男女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男童升入初中的达80%,女童达90%!1997年大庄村已按省级标准验收实现无盲村。而整个群科镇男童入学率已达98%,女童已达97%。大庄村的阿訇说,不要先把孩子送到寺里念阿文,等着“普九”、“普六”后,等着完成学业后,愿意学阿文的再来寺里学阿文……当已有20年教龄的韩国英老师轻声慢语将这一切告诉我时,我实在为黄河岸边穆斯林的孩子们感到高兴。

大庄村小学院内矗立着一座崭新的二层教学楼,统体的外墙瓷砖装修使它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楼门口钉着一块金底黑字的方牌,上面记载着国家计委1997年扶贫工程项目。教室里所有的课桌凳、黑板都是崭新的购置。

望着阳光下的白楼,我有一种感慨:西部固然艰难,但在这地角天涯,你总是可以不断发现来自祖国和世界的这样那样的帮助。我想,人类的搀扶终将会使人类走出困境、走出苦难的。

……我们继续往土族聚居的互助县赶路。土族是青海独有的少数民族,他们自称“蒙古尔孔”,意即蒙古人。或者称“察汗蒙古尔”,意即白蒙古。土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他们信仰藏传佛教。他们的族源尚未定论,一说他们是历史上的吐谷浑人,另一种说法是蒙古人和霍尔人通婚的繁衍。土族主要从事农业和酿酒业。互助土族酿制的“青稞酒”誉满大西北。

青海省教科所在土族人口密集的五十乡、丹麻乡选择了两所小学为女童教育试验学校。任所长带我去五十乡。五十乡是土族人的祖乡,土族在这里已有十几代人、600多年历史。

中午2时30分,我们到达佑宁寺。这是一个青山葱浓、环境幽雅的山野,有大小10座经堂寺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佑宁寺有300喇嘛,他们有的种地、有的担水,稍走近,你会听见经声朗朗。我问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喇嘛念过书没有,他说上过一年学都忘了,我问你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内容吗?他说不知道就是跟着大伙一起念。我问那你们怎么看佛经?他说我们不看就念。望着老的少的上百人的诵经,我就想,倘若你们先完成学业,有了文化,然后再来这里读佛学,你们会有一个更能动明净的人生和未来啊!

经堂外面,土族人或三五成群,或举家老小,或夫妻相随,都在围着经堂自左至右地转圈,土族人告诉我,他们许一个愿要围着经堂转7700圈。我问那你们什么时候能转完呢?他们说7天、10天或15天。你们怎么记住转了多少圈呢?他们说放石子。这时我发现经堂的地上、墙角、窗台都放了无数堆石子,他们转一圈放一粒石子。我问一个扛着经卷转圈的青年女子,你许什么愿呢?青年女子说,她好多年不生娃娃,求佛保佑生个娃娃。我说你怎么不上医院看看呢?青年女子不回答笑笑扛着经卷继续转圈……

我们在佑宁寺山脚下的树林里呆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我们一行为什么愿意在这里长久地坐着。望着对面经堂外穿着盛装的土族人一班一班地来磕头、许愿、转圈,然后一班一班地离去,我想象着一种古老而自然的生存,也想象着任所长他们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顽强地推行现代教育有多么艰难。

任所长告诉我说,土族中至今流传着“窗子再大不是门,女人再好不是人”,这显然对女童的入学构成着直接的威胁。

下午3时许,我们到达五十乡巴洪村。从青海女童教育试验六县比较,土族男女儿童入学情况好于回族、撒拉族、藏族,但低于蒙古族。巴洪村村长告诉我们,自1992年女童教育试验以来,全村男女适龄儿童100%上学,也100%地毕业。1996年毕业31个学生,考上中学的只有5个。1997年毕业30个,考上8个。1998年毕业32个,全都考上中学,其中16个考上县里的民族中学,16个考上乡里的三中。村长说,他兼巴洪村小学名誉校长,他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一年不让孩子上学罚款200元,不批给宅基地,不予贷款,不分配平价化肥等等。村里每年给学校拨五六千元补助老师办公费,学校的课桌凳已经全部换新。村长还说,1996年已经规定,凡是不上中学的不给承包地了,一定要在2000年完成“普九”。完不成“普九”,县里不给乡评先进,乡再罚村长200元。我问完成了呢?村长说奖一块毛毯,说完村长笑了。更令我惊喜的是,村长说巴洪村已是许多年的“无多胎村”!

从村长家出来,任所长望着我笑,我觉着那笑非常天真,他的眼神在问我:怎么样,女童教育试验巩固得不错吧?我也望着任所长笑,我觉得我也笑得很开心。我说,村长真不错,你们也真不错……

离开巴洪村,我们在土族的故乡奔驰,今年的庄稼长得非常好,青稞、油菜籽穗大夹满,全部沉甸甸扑倒在地。任所长说今年油菜籽亩产有五六百斤,是个好年成。车过互助县城,一股浓烈的酒香飘荡而来,司机说这是土族人酿造的青稞酒。随之司机就说到了1994年在西宁召开的那个盛大的国际女童教育研讨会,那个有9位中央领导人题辞的研讨会。为了使这个会能在西宁开,任所长背上十几坛青稞酒(一坛半斤)就上了北京。也不知人家北大女教授们会不会喝酒,他背着酒就进了北大。北大女教授们看到这么高,这么瘦的任所长从这么远的大西北给她们背来了土族人的青稞酒,不管会喝不会喝,她们都感动得掉眼泪。后来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就放在西宁开了……

司机说着就忍俊不住地笑了出来。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任所长也在笑,笑得依然那么天真、那么童年。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都觉着非常美丽。1961年青海师大毕业的任所长———任玉贵,已经把一生都献给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他在中小学做了28年老师、教导主任、校长,1989年调到省教科所从事基础教育和女童教育研究。短短几年,他完成、出版了四五百万字的教育研究文章和书籍,1994年9月,他撰写的《少数民族地区女童辍学探讨》获中国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他的《青海民族女童教育研究》获西部教育图书一等奖。女童教育试验以来,他几乎跑遍了青海……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贵州榕江县的彭加云。彭加云是湖北宜昌市人,1959年大学一毕业就走进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当老师,一直到现在,彭加云40年都没有离开教育,没有离开苗家侗家的深山大岭,没有离开贫困和艰难……

中国庞大的基础教育的大厦、中国西部艰难的女童教育,就是靠着一代又一代卓越的知识分子们,靠他们把生命与血、把理想与意志的砖瓦一块一块垒就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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